1948年11月底，党中央派我出国，前往中国北京医治肺病，并同时肩负马共中央代表与中共党联络之重任。妻子林观英随我一同前往。

出于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保密需要，虽在不熟识的异地找路，我也不曾随便问人，只是凭着自己的见识和认知去寻找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按照我早已记入脑海中的门牌号，在一条巷中找到了约定的地点。我稳步上到二楼敲门，屋内人走到门内一个鸽子洞式的窗口，打开后隔着门问道：“谁呀？”